梁美芬

政府諮詢文件面世，為政改討論正式拉開序幕。諮詢文件臚列了相關憲制條文，以及《基本法》權威意見，給未來社會討論定下方向。當下，社會應在憲制框架內聚焦討論提名委員會的制定，盡早凝聚共識。

早前，政府將貧窮綫定於家庭住戶每月入息中位數五成，算是在扶貧工作方面，向前踏出一步。依據官方貧窮綫計算，本港貧窮人口共一百三十一萬人，貧窮率仍為百分之十九點六。對於一個國際大都會，這個水平的貧窮率顯然不能接受。

立法會食環事務委員會，上周討論有關立法規管私營骨灰龕場的進度，筆者及出席的居民團體代表，都一致對當局未能有效取締這類龕場表達不滿。事實上，近年地鋪和樓上非法龕場湧現所造成的滋擾，一直令不少舊區居民深感無助和無奈，當中紅磡更是重災區。

二十多年來，筆者一直研究中國法與普通法的分別，兩個法律制度最大的不同，在於中國法更多強調實質公義（substantive justice），即一個決定是否對錯；普通法則強調程序公義（due process）。每次到內地演講，都向內地司法界及法律界推廣普通法強調程序公義的特點。

在如此艱難的時刻，政府擔當的角色特別重要，一來要展現救援、重建的堅決態度，穩住民心，二來要協調人力物力，令救災工作得以順利進行。就前者而言，阿奎諾顯然不及格，沒有慰問幸存者之餘，還要調侃說「你還沒有死」，不但令世界各地人民側目，更令災民寒心。

上星期在立法會辯論應否引用《權力及特權條例》時，當晚見到這麼多市民在立法會門外聚集，關注港視不獲發牌事件，我亦很理解大家的心情。政府及行政會議整體在發牌事件上的處理手法的確需要檢討。

新一輪政改討論又展開了。在這一輪的政改討論中，反對派落力拋出「國際標準」及「公民提名」的叫價。然而，這兩個概念正正是《基本法》沒有的。筆者注意到，每一輪政改討論，反對派都會喊出新口號，這次就是「國際標準」。

就發牌事件是否要引用《特權法》，在事件未演變成這樣高度政治化之前，我已經認為若王維基先生對不獲發牌不滿，最恰當而直接的方法，應該是他本人循司法途徑，去尋求救濟方法（remedies）。